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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时间:2016/3/22 1:00:27
谢晖

个人简介
谢晖

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教育经历

谢晖,男,1964年2月生于甘肃天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任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1999年获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2年,获山东大学首届人文社科“杰出学者”称号;2002年、2004年分别入选山东省第一、二届“百人工程”计划;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05年获山东省首届“泰山学者”称号;2012年获青海省首届”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学术杂论、随笔210篇;出版学术论著及文学作品25部;培养若干知名学者;主编数套学术丛书、杂志、学术栏目;主持或参与主持两个大型系列学术会议。其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反响较大,其中有120余(部/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校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文汇报》、《公共论丛》、《法制日报》等刊物或报纸转载、转摘或评论。还有一些成果被翻译为英、德、日、韩等海外文字在国外出版。

学术作品 (一)基本情况: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文史哲》、《学习与探索》、《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政治与法律》等30余家中文核心刊物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另在报纸或刊物发表学术杂论210余篇;科研成果获得各类学术奖励共40余项。

(二)出版论著:

1、《行政权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998年、2003年分别重印);

3、《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2000年、2001年、2004年分别重印);

4、《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001年、2004年分别重印);

5、《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2004年重印,2015年再版);

6、《法律:诠释与应用》(两人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7、《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2004年重印);

8、《象牙塔上放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法理学》(两人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法治演讲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年重印);

12、《法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耕行煮韵》(诗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4、《法律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法林望道》(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法理学》(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法林守道》(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18、《法边絮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9、《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沟通理性与法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雕句铭心》(长短句选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法林问道》(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3、《法意与表达》(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4、《研律书情》(律诗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25、《扬歌牧魂》(长短句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三)发表论文(略)


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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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教授自从教以来已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各200余篇。从叙述的体系性、简约性角度考虑,此处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予以介绍。

1. 论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谢晖教授一以贯之予以关注的核心命题。研究成果主要在《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予以体现。法律信仰作为一个发展着的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法律信仰作为主体与法律间的关系范畴,是主体对法律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崇信和拜从。法律信仰必然地要求它所指向的法具有如下的品格:其一,规范神圣,在于规范的人道性、合规律性和普遍性,此乃法律信仰的内在素质基础;其二,法律权威,法律成为一个社会的至高的决定力量,这是法律信仰生成的客观基础;其三,法律信用,它表明法律作为一种契约,自身所具有的德性,这是法律信仰的实践性要求。质言之,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信仰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本着建设和维护法治的热诚,以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为指导,建立起对“良法”的信仰与拜从,从而为最终实现法治确立民众精神基础。从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看,法治的困难之处在于不能较好地解决显秩序和隐秩序的冲突问题。法律信仰理念的提出,其宗旨在于从精神理念层面上为法治中国确立一个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的扎根于主体意识深处的隐秩序基础。

2. 论法律移植

就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选择问题而言,以本土资源派为代表的法治保守主义思潮提出了一系列以中国本土资源为取向的理论主张,就其主要观点来看,明显具有“历史退化论”的特征。就中国本土文化能否成为支持其法治化的主要资源这一话题而言,谢晖教授认为,本土资源不可能支撑中国的法治建设,原因在于:其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次全面的结构性的文化转变,传统亦在变化之中,因循守旧的“活生生的传统”不可能独自地或主要地支持起中国的法治大厦;其二,法治的本质是控权,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不是法治的,因此,如不果断地采取措施,淡化活生生流动的传统中对权力的无限崇拜,就不可能有中国之法治。其三,中国传统习惯的分割性和非理性化是法治统一要求的破坏力量而非相反,在这样的传统中寻找法治的资源,只能是学者们一厢情愿的主观建构。其四,近年法治建设经验表明,法治建设应是一个开放门户和大力汲取国外优秀资源的过程,而本土资源只能是法治的改造对象,而不是法治的主要支持力量。总而言之,中国的法治之路,开放引进他国经验比整理国故更重要,也更为必要,无论从现实而言,还是从成本而言,都是如此。

当然,批判本土资源派和主张对外借鉴与移植并非全盘西化,中国法治的本土化问题同样值得关注。首先,法治在中国的本土化意味着具有时间意义和全人类价值的法律理念、原则、规则、组织框架、行为方式等为我理解、掌握和运用的复杂过程;其次,这一过程也必然是以中国文化载体表达法治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化主体以其固有文化工具理解、消化与运用法治精神及其规则的过程。再次,法治中国化也意味着法治精神及其规则必须寻求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内在支持,以求以国家法为代表的显规则和传统文化隐规则的契合统一,降低法治之成本;最后,法治中国最终要求法制理念转化为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

3. 论法治现代化

法治现代化问题作为谢晖教授一以贯之予以关注的重点课题,其研究成果主要在《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一书中予以体现。在谢晖教授看来,法律变迁是指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因主体对法律需求的不断改变而决定的法律本质和现象的不断变化、发展过程。法律变迁是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的有机统一。因此,如本土资源派所谓不变的固有的本土资源是不存在的,一切皆流,遵循必有变革,而变革亦非完全置传统于不顾,所以,每种新兴法律的诞生,既有对以前法律文化的否弃,也有对它的传承。因此,如果在人类法律及法律文化发展史上,欲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切割线,企图使新生的法律和固有的法律完全、彻底、干净地切割开来,是不可能的。任何法律在纵向发展过程中,都在对先前法律的或多或少、或内容或形式的参考和借鉴。这是我们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一个核心基点。为此,法制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就必须是法律观念、法律规则、法律运作和法律组织(主体)现代化的诸要素合体。其中,法律规则的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它是法治社会的规范基础;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它推动和支配以权利为本位的全新法律秩序景观的产生;法律运作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动态实践,它是法制现代化其他要素得以发挥效应的基础;而法律组织的现代化则为法治秩序的成功运演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主体保证。法制现代化欲成可欲之果,其各要素之间必须和谐同构、有机共进。

中国法制现代化如何决定自己的资源取向和价值基础?谢晖教授坚持中国法治国际性的资源取向为主导的观点,因此,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观念、法律规则乃至法律运作模式便为应然选择。在以法律移植为主导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多域背景下的法律冲突,创建法制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它要求必须注重法域冲突的效应调节,实现正向效应的最大化,从而形成多法域冲突的良性互动,才能促使多法域中体现的多元价值的并存和共进。如此,才能称得上中国法制现代化为世人奉献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基础的取舍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东西方的历史上,对于此问题的处理有两种典型模式: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道德化法律,它的价值输送方式是“以经注律”,它的实践表达方式是“春秋决狱”,这是一种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相对位的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处理方式,其实质是作为人治表现形态的德治。二是以西方为代表的法律化道德,它的文化基础是源远流长的与正义不可分的自然法观念,它要求法律至上,必须以法律为基准设计一种和法治精神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从而达成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互契。如此理解的法治,就必然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和制度安排。法律化道德之所以是我们必定选择的价值改造方案,在于其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如果是道德化法律,则在中国依然维持了流传久远的价值结构,因此,无所谓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相反,如果是法律化道德,则意味着中国精神价值的重建,意味着中国向法制现代化的必然发展。

4. 论大、小传统与沟通理性

民间法领域是谢晖教授长期以来的研究兴趣之所在,研究成果集结成册,包括《大、小传统及其沟通理性》与《沟通理性与法治》。当前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对峙可以概括为:大、小传统的对立。所谓大、小传统,与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划分,以及黄仁宇关于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的划分在本质上是内通的,因此,研究二者的关系及其沟通理性对于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大小传统是互相对立、互相倚靠的关系,没有小传统的存在,大传统便失去了所指,而没有大传统的作用,小传统亦无需被提起。二种力量价值取向上是本质不同的,决定了二者之间是一种冲突的对应。这种冲突背后的具体因素包括:对立的主体、对立的利益、对立的人性、对立的方法。国家法是人类建构理性有意规划的结果。它以齐一化的秩序为指向;民间法则是自发生成的秩序,它以个体的自由和利益为指向。谢晖教授指出,在二者的传统沟通方式上,无论以吉尔兹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与放任性沟通,还是“威权意识形态”与强控式沟通以及“党派化政策”与劝教式沟通,都违背了法治的要求,第一种缺乏内在的合理性,违背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后二种则缺乏合法性。

那么,如何才能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这种对峙存在?惟一出路,应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合理包容,即国家法的契约化,以此与契约性的民间法相契合。正如梅因指出的那样,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由此把人类历史上的法律划分为身份性法和契约性法。身份性法由于其国家法意义的属性和不平等的特点,不可能实现大小传统的合理沟通,所以,沟通大小传统的任务只能依靠契约性法律。起源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契约性法律是一种自发秩序,从诞生时起就承担着沟通大小传统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野后,二者的相互依赖性代表了人性对交往秩序的要求和自由秩序的要求,而秩序是自由的合理边界。这种秩序与自由间契约性的操守正是现代社会大小传统间合理关系的基本方式。不仅与市民社会关联更为紧密的民商法在内容上充分体现为契约性法,而且那些明显与政治国家从而与大传统联系更紧密的宪政法、诉讼法、刑事法等等也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契约。国家与社会间正是因为有了建立于大、小传统契通基础上的契约性法这一操守准则,才能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各行其权,并进而互不相犯、互不侵夺。

5. 论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学是谢晖教授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是《法律的意义追问》一书。谢晖教授认为,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是两个具有重大区别的概念。解释法律,是指解释者根据一定的逻辑规则对法律现象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事实以及该现象自身的实然、应然所作的说明性工作。而法律解释是指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根据法定的解释权限和程序对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以及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所作的通俗化、延伸化或者限缩化的说明活动。前者是学理解释,后者是有权解释。

由解释法律所形成的学问称为解释学法学,而由法律解释所形成的学问则称之为法律解释学。二者除了具有研究对象的区分(解释学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决定这些法律现象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事实;而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解释现象)和学科分类的区分(解释学法学属于交叉学科,而法律解释学则是法学特别是法理学的应有内容)之外,从社会功能上对二者所作的区分则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释学法学是对法律的一种哲学认知方式,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解释者的精神游戏和思维对弈,在于研讨人类关于法和法律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在于学问的历险与探求——极而言之,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当解释学法学以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为对象时,解释学法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探讨;但当解释学法学以人类对法和法律的思维成果为研究对象时,解释学法学则是在理解、反思和解释自己,它是有关法律的智慧之学。

对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进行界分的学理意义是:第一,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概念辨析,首要意义是说明两种不同的认识实践。解释学法学自身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性的实践,其突出特点是反思性。但是以法律解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学,更倾向于一种对法律解释之原理、技巧、方法的经验描述,从而它并不追求法律解释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动因,它是描述性的。第二,二者区分的最为功利性的意义就是实现对人们关于法律的精神教化和技术武装。如果没有解释学法学的精神教化功能,那么,法治有可能与人们精神世界就不相关联,从而法治只是人之精神的外在物;同样,没有法律解释学的技术武装,法律也许只能以粗糙的形象存在,既不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兴趣,也不能发挥它更为系统的社会作用。此外,作者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也进行了独特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一书中。

6. 论法律方法

对法律方法及其体系构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谢晖教授《法律哲学》一书当中。在本书中,谢晖教授对法律方法的概念以及体系构成等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是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法律方法体系构成最全面、最完整的著作之一。法律作为人造的制度事实,自然会带有人类认识缺陷所带来的固有缺陷。这种不可避免的缺陷,可以称之为法律的“病灶”,其中,有三种病症,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法律都无法避免的缺陷,这就是法律的模糊、法律的冲突和法律的漏洞。面对这三种不同的病症,在法律上、特别是司法活动中要设计出针对性的补救措施或救济机制,这些救济措施正是各种具体的法律方法。

法律模糊这一“病症”,包括三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模糊,是法律文字本身含义模糊,从而导致法律无法表达其真实意图。相对应的法律方法是法律解释,即通过特定主体的解释活动使原本含义模糊的法律变得清晰起来的法律方法。第二种模糊,是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对接时出现的模糊,原因在于法律文字的确定性与案件事实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针对这种病症的处理,相对应的法律方法是法律推理。第三种模糊,是由于司法活动中不同的主体,如诉讼两造、甚至于合议庭中的法官,基于各自对案件事实不同的理解,进行完全不同的法律推理,得出完全不同的法律结论。针对这种病症的处理,相对应的法律方法是法律论证。

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缺陷,意义明确的法律与法律之间、意义明确的法律与其所欲调整的社会事实之间都有着冲突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法律冲突,对应三种不同的法律冲突“病症”,相应的也有三种救济的法律方法。

第一种冲突,属于意义明确的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即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清楚、但效力位阶不同的法律同时指向同一个调整对象,彼此互不兼容的情形。针对此种病症的处理,相对应的法律方法是效力识别。第二种冲突,同样属于意义明确的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但与前一种冲突类型不同,此处互不兼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都处于法的效力的同一位阶,也不存在原则与规则的冲突问题,因而不再适用效力识别方法。针对此种病症的处理,相对应的法律方法则是利益衡量。第三种冲突,则是意义明确的法律规则与其所欲调整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即法律规定根本不能调整它所欲调整的那种社会事实。针对此种病症的处理,相对应的法律方法则是事实替代。

法律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存在漏洞,法律漏洞的本质是法律对其所欲调整的对象的不完整性。社会事实的复杂性、立法者的局限性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对于法律漏洞这一法律“病症”,有如下三种救济方法。

首先,类推适用。指的是法官在面对案件事实,在已有的法律规定中根本找不到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定时,在既有的法律规范中寻求和案件事实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通过解释、推理,以裁决案件的法律方法。其次,法律发现。指的是法官在面对法律漏洞,又无法寻找到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进行类推时,通过考察案件事实本身的规范性并根据其裁判案件的方法。最后,法律续造。指的是法官在面对法律漏洞时,既没有法律规定可以类推,案件事实自身也不蕴含规范性,没有民间规则可以适用,法官根据自身的善良心愿、主观认知、价值好恶以及政治立场等对案件进行裁判的方法。

7. 论法学范畴

谢晖教授有关法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一书中予以体现。本书所探讨的十对矛盾范畴涉及法学研究中的最基础性概念,其目的主要在于为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原理性的支持和学理性的阐释。《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一书中所探讨的十对范畴包括法律本质与法律现象、法律创制与法律运行、法律形式与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法律权利与法律责任、法律调整与法律秩序、法律继承与法律发展、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法律实体与法律程序。这十对范畴其共通的特点是,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每对范畴内在地呈现一种正—反—合的展开逻辑,而从类的界分看,这十对范畴分别针对权力执有者、民众、学者三大主体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历史使命而“立法”。从基本范畴入手构造体系的理论范式,是现代性西方经典作家的一个主导倾向,黑格尔、韦伯,甚至当代的哈特都有此嗜好,而其功用,正如黑格尔本人阐述的那样,对核心概念的阐释本身就是理论体系的展开。

第一组范畴:作为关涉公权力掌握者的范畴——法律创制与法律运行、法律形式与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法律权力与法律责任、法律实体与法律程序、法律调整与法律秩序。该组范畴在内容指向上分别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立法”。

第二组范畴:关涉民众实体利益关系的范畴——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探讨立基于人性的本质之上:所有的人都在以个体思维表现其异于他人的个性,享验其别于大众的需求,实现其独立自主的人格。法律权利正是奠基于这种个体性之上,因而也就必然要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这种代价即是义务。就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这对范畴而言,二者间关系所遵循的乃是主客体平衡规则:此种平衡关系在理想的状态下,首先体现在法律规范中,理性的法律成为主客体平衡关系的象征;运演于法治实践,则是一种在法律调整之下的达致主体客体平衡关系的实然化法律秩序。

第三组范畴:关涉法学家责任的两对范畴——法律本质与法律现象,法律继承与法律发展。第一对范畴,法律本质与法律现象。法律的本质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主体的一般、普遍的要求,这是其内在本质。社会公权组织的创制是这一本质得以现象化、形式化、规则化的前提,而公权力和社会主体与法律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是这一本质从法律的形式化为社会主体普遍享有法律从而实现其需求的外在保障。第二对范畴,法律继承与法律发展。法律继承遵循的是推进法律自身进化的原则,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运动机理。作为继承者一定要重视法律继承的客观性,只有客观存在才是真正的指令者;同时,法律继承所具有的主观加工性又决定了人可以在尊重此客观性的基础上对所受之法进行选择和精化的必要性,因而可以成为法律进化的积极推动力。

8. 论制度修辞

制度修辞是谢晖教授近几年来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所谓制度性修辞,指的是在制度选择和博弈过程中,人们通过比较手段,把业已选择的内容安排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种种修辞方式,强调该制度的合理、理性、正义、利益……终然叫人信以为真、服膺制度,并且按照制度规定行动的情形。目前国内学界对制度修辞的关注略显不足,谢晖教授所做的主要是一些开拓性的、基础性的工作。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法律制度的修辞之维》、《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制度性修辞研究之三》、《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制度性修辞研究之四》以及《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论述》等文章。

《论法律制度的修辞之维》一文尝试论证:法律作为一套逻辑体系,其逻辑起点在于修辞,法治其实是一个在修辞前提下的宏大叙事。作为一套严谨的体系,人类的法律制度既搭架在逻辑的前提下,同时也建立在修辞的基础上,所以,法律制度不仅具有逻辑之维,也具有修辞之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逻辑推论的基本前提其实是修辞,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其逻辑体系结构在修辞前提下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法治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假设和修辞主张。

《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紧接上文,指出在法律作为"制度性修辞"的命题、判断和架构中,法律价值预设有着独特的分析意义:法律价值的抽象性、统领性,提供了诗性思维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诗性思维也把法律价值预设结构在修辞世界。不论作为技术的修辞,还是作为本体的修辞,都对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起着论证作用,如果说法律和法治本身是一种制度性修辞,那么,通过法律价值预设能更好地证立这一判断。

《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制度性修辞研究之三》则指出,无论理论上的法治还是实践中的法治,其本质上都是人们预设的产物。这种预设的修辞方式是设问修辞。法治作为设问修辞,其完善和实现不过是人们对之在理论或实践的不同领域不断回答、践行和周圆的过程。因此,法治并不总是一套逻辑,也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逻辑佐证。就法治预设的本质而言,只有在设问修辞的分析视野中,才可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制度性修辞研究之四》则指出,法律作为言语构造的规范体系,不仅仅由一套逻辑命题所构筑,法律同时也需要修辞命题作补充。法律的逻辑命题和和法律的修辞命题是两类不同的命题形式:前者在法律中表现事物的客观规定性,后者在法律中表达主体的价值期待性。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特别在一个习惯于诗性思维的国度,强调逻辑命题在法律中的作用至关紧要,但倘若丢弃修辞命题,法治秩序必然丧失一些必要的前提预设。

《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论述》一文则尝试从语境、修辞和逻辑三方面视角对“汉语法学”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语境方面,汉语法学的文内语境涉及语言运用、语言运用者、华人法学和汉语运用者法学、本土表达和继受表达等问题的界定,而其文外语境则涉及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对汉语法学有所创造的功利—价值期待。在修辞方面,对汉语法学一词,可以借用摹状、双关和设问三个方面的修辞格进行深入剖析。在逻辑方面,汉语法学无论从概念(内涵和外延)、判断(真假),还是从推论视角,都有其独特的内容。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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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教材:

《扬歌牧魂》(长短句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研律书情》(律诗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法意与表达》(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法林问道》(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雕句铭心》(长短句选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沟通理性与法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法边絮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法林守道》(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法理学》(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法林望道》(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法律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耕行煮韵》(诗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法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法治演讲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年重印)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法理学》(两人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象牙塔上放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2004年重印)
《法律:诠释与应用》(两人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2004年重印,2015年再版)
《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001年、2004年分别重印)
《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2000年、2001年、2004年分别重印)
《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998年、2003年分别重印
行政权探索

论文:

《法律思维中的情理与法》,《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法治思维的九个向度》,《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3期。
《法律规范的事实还原与司法中法律知识的生成》,《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流浪权再探》,《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流浪权初探》,《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论法律方法及其复杂适用的顺位》,《山东大学学报》2015年4期。
《论新型权利与习惯》,《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司法独立:司法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人民法治》2014年第12期。
《中国的法治与法制现代化》,《人民法治》2014年第11期。
《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法人类学视角的法:静态与动态》,《法学论丛》2014年第3期。
《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东方法学》2014年第4期。
《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应当参照”否议》,《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
《论诸法学流派对法律方法的理论支援》,《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
《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文史哲》2014年第4期。
《法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追求》,《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8期。
《法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追求》,《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8期。
《作为第四规则的法律方法及其功能》,《法学论丛》2013年第6期。
《作为第四规则的法律方法及其功能》,《法学论丛》2013年第6期。
《论对话的法律全球化》,《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
《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文史哲》2013年第4期。
《法(律)人类学的视野与困境》,《暨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调整》,《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Vom politisierten zum rechtsstaatlichen verfassungsverst?ndnis: entwicklungen im China des 20. Und erwartungen des 21.JH》,《Der Staat》2005,vol.44,no.2,ISSN号:0038-884X。
《Ist die chinesische tradition eine quelle zur gestaltung moderner herrschaft des rechts?》,《jahrbuch des ?ff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 2002,vol.50 ISSN号:0075-2517。
《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6期。
《地方自治与宪政》,《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2期。
《事实推理与常识裁判——简单道义案件的一种裁判技巧和立场》,《法学》2012年第9期。
《论法律制度的修辞之维》,《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论县制改革中地方自治与法治的关系》,《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
《论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
《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
《“两型社会”与立法自治》,《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4期。
《转型中国司法矛盾的法哲学评析》,《北方法学》2012年第4期。
《论民间法研究的两种学术视野及其区别》,《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法律律规范审查标准笔谈》,《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3期。
《美德的暴政与权利的美德》,《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
《论刑事和解与民间规范》,《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23期。
《论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论刑事和解与民间规范》,《现代法学》2011年第2期。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
《大、小传统的沟通难题与人权基点的沟通》,《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论民间法研究的学术范型》,《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
《民间规范与法律的全球对话》,《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论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前提和场域》,《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也谈“三公消费”》,《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2期。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大学的关系重心和管理模式——港澳诸大学观感》,《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6期。
《论民间规则与司法能动》,《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
《西北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流派》,《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学习与探索>,我学术成长的摇篮》,《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金融风暴与法律因应》,《法治论坛》2009年第3期。
《社会变革与我国60年法理学的路向》,《法学论坛》2009年第5期。
《法天法地弘道弘仁》,《法制资讯》2009年第7期。
《法律、民生与民间规则——兼论两岸交流制度中民间规则的作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
《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法律的意义模糊及其救济方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
《文义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论理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
《判例阅读与法律方法论之展开》,《法治论坛》2008年第3期。
《法制现代化:社会动力·核心基点·要素结构》,《法制现代化研究》1996年版。
《法律价值中立三题》,《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高等法学教育:精英还是大众?》,《法学教育:比较与省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论我国法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法治研究》(第一卷)1996年版。
《法思辨之实践经验基础》,《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二卷)1999年版。
《法思辨:法哲学的本质精神》,《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一卷)1998年版。
《论规范分析的三种实证方法》,《江淮学刊》2008年第5期。
《当下我国法制的三大困境》,《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
《全球化、社会转型和中国法制模式的选择》,《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初论民间规范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
《法治、大国意识与中国法学的路向》,《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三种样式——官方的、民间的和司法的》,《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知识智慧——法律解释的知识形态》,《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智慧——关注解释的合法性》,《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
《论法律规则》,《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论法律实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
《论法律程序的实践价值》,《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当代中国的法学刊物与法学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法律原则的效力和适用条件》,《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论法律实体》,《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诠释法律的语言工具及其效力》,《文史哲》2004年第5期。
《论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与乡规民约》,《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论法律体系》,《政法论丛》2004年第2期。
《符号、解释学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
《论诠释法律的意义整合》,《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论法律调整》,《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论法律效力》,《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论法律事实》,《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法学》,《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文史哲》2003年第4期。
《试析诠释法律的多样性》,《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法律阅读的秩序》,《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法律的作者》,《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规范之为诠释学法学的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转型社会的法理面向——纯粹法理学导言》,《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理解和解释:法学家心镜的法律图像》,《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2、3期。
《诠释法律的文字工具及其效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法律方法:法律认知之根本》,《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法学》2003年第3期。
《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
《诠释法律不同趋向之意义和局限》,《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卷
《判例规则与法律职业》,《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
《论西方法治的中国因素及其成因》,《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卷
《法律的读者》,《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
《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
《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文史哲》2002年第1期。
《法律作为符号》,《学术界》2002年第1期。
《法律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法理》,《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3期。
《法律意义标志的诠释学审查》,《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
《达致真理:诠释法律的憧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法学》2002年第8期。
《论诠释法律的相对合理原则》,《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诠释方法——通向法律的真理之路》,《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
《诠释学视野中法律的意义》,《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法律诠释学在中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论法律秩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法治的道路选择:经验还是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法学论坛》2001年第5、6期。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事实之为诠释学法学的对象》,《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判例法与经验主义哲学》,《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1期。
《变法与革理——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的逻辑》,《文史哲》2000年第2期。
《规范解释的创新何以艰难——兼论我国规范法学研究的创新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论司法现代化:含义·原则·作用》,《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法理学的能与不能》,《法学论坛》2000年第5期。
《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法理学的能与不能》,《法学》2000年第12期。
《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中国法理学的两难境遇》,《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
《法律本质与法学家的追求》,《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法律科学》,《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
《中国法学家的七个观念转变》,《法学论坛》1999年第5期。
《中国法学家的七个观念转变》,《法学论坛》1999年第5期。
《学术批评与政治立场》,《法学》1999年第4期。
《我国乡村法治建设的几对矛盾及其对策——结合“章丘经验”的思考》,《法学论坛》1999年第3期。
《从“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看我国宪政的五大观念变向》,《法学论坛》1999年第2期。
《“法律至上”论析》,《求是学刊》1999年第6期。
《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变革》,《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重建,还是创建?——中国近、现代法理学史之学科建设定位》,《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独立的司法与可诉的法》,《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论法律信用》,《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4期。
《客观理性:现代立法的基本原则》,《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法学》1998年第10期。
《二十年法制,回顾与反思》,《走向世界》1998年第5、6期。
《权威推进与权威转化——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1998年第2期。
《法理社会与法治国家》,《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4期。
《拯救还是自救——法治的人格精神要素分析》,《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
《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与苏力先生对话》,《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构建我国的法理社会及其伦理原则》,《长白论丛》1997年第3期。
《论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及其法律调控》,《法学》1997年第1期。
《法治的法律:人化的道德》,《法律科学》,1997年第5期。
《我国未来多法域之间的冲突及其调控》,《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2期。
《政府宏观调节手段简论》,《经济与法》1996年第2期。
《从法理社会看中华民族精神重构》,《文史哲》1996年第6期。
《法律信仰概念及其意义探析》,《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特质及在当代的意义与挑战》,《宁波论坛》。
《私法基础与公法优位》,《法学》1995第8期。
《法治:中华民族精神转换的主导价值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3期。
《现代法律及其性质界定——兼谈我国法理学的改造》,《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
《心理体验与法律价值的整合》,《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年第2期。
《行政权规范:现状·对策·意义》,《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三手段并行论”与市场经济》,《经济法制》1994年第4期。
《法律工具论:法治的理论障碍》,《甘肃理论学刊》1995年第4期。
《创建我国的法学流派初论》,《法商研究》1995年第6期。
《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
《创建多元化的法理学》,《法律科学》1995年第3期。
《法律工具主义评析》,《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法学家:文化品位·学术品位及其实现条件》,《法学》1994第4期。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2期。
《权利主导·价值定位·信仰塑造——关于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对策》,《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论“行政诉讼法”运行的文化观念阻力》,《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1期。
《论“行政诉讼法”运行的文化观念阻力》,《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1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法理的革命》,《甘肃理论学刊》1994年第4期。
《权利与权力界分——法制现代化的奠基石》,《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
《回族法文化研究概说》,《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论行政确权》,《宁夏学刊》1994年第3期。
《论行政法治》,《宁夏学刊》1993年第1期。
《论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宁夏法学》1993年第4期。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3期。
《价值法律化与法律价值化》,《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
《人的本质与法律双重价值》,《宁夏党校学刊》1992年第4期。
《论行政越权》,《法律科学》1992年第6期。
《法:她的手段与目的》,《宁夏学刊》1991年第2期。
《论民法在价值规律条空中的功能》,《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
《法律双重价值论》,《法律科学》1991年第6期。
《论法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90年第4期。
《班固法律思想初探》,《陋名理论家》1990年第3期。
《关于“初级阶段”法制问题的动态考察》,《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权力私化与政治拜权教》,《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5期。
《伦理至上与思想困厄》,《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
《论刑事法律关系》,《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7年第5期。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惟一条件吗?》,《经济新论》1986年第6期。


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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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获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
2002年,获山东大学首届“杰出学者”称号
2002年、2004年分获第一、二届山东省“百人工程”计划
200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5年,获山东省首届“泰山学者”称号
2012年,获青海省首届“创新创业人才”称号
从教三十余年,共获得各类学术奖励40余项,其中,重要的有: